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，萬里長江和上游無數(shù)條河流挾帶的泥沙不斷沉積堆砌，塑造了遼闊的長江三角洲、蘇滬杭等地區(qū)。在這里，有一片水域叫作“黃天蕩”。在有文字可考的悠悠歲月里，面對數(shù)量眾多、煙波浩渺的湖泊和時干時水的濕地水蕩，黃天蕩先民們開發(fā)了大片可供耕種的土地，但頻發(fā)的水災一直是懸在頭頂?shù)?ldquo;達摩克利斯之劍”。
古蕩滄桑，從汪洋澤國到初辟阡陌
北魏酈道元著《水經(jīng)注》稱江南有五湖，其中包括芙蓉湖，古時黃天蕩就在芙蓉湖范圍之內(nèi)。宋《咸淳毗陵志》載：“芙蓉湖在縣東五十五里，南北八十里。南入無錫縣，北入江陰軍，東南入平江府，北入揚子江。”面積為：“萬五千三百頃，其千三百頃為晉陵上湖。”湖水清澈，碧波浩渺，延綿百里。湖邊的舜過山風景秀麗，芳茂山(橫山)樹木蔥蘢。清道光《武進陽湖合志》記載：“昔之射貴湖即今之黃天蕩也，亦曰上湖，為今陽湖大寧、豐東兩鄉(xiāng)地。芙蓉在橫山之東，射貴在橫山之北，實則以山為界耳!”唐朝宰相李紳晚年暢游該湖時，有感于湖邊或小島上農(nóng)夫的辛勤耕作，寫下了千古名篇：“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面對浩瀚的芙蓉湖，先民的治水努力從未停止。而西晉八王之亂后，士族流民大規(guī)模跟隨王室南移，江南人口驟增，新辟田地和治水皆成為當務之急。內(nèi)史張闿開始治理武進以東諸湖，但方法不對：“盛冬著赭衣，令百姓負土圍堤”，結(jié)果是“天寒凝近，施工不成而罷”。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(445)，在湖水淺處筑堰修堤，得良田數(shù)百頃，圍湖造田初獲成功。
黃天蕩的“蕩”字，正是指“大片的蘆葦蕩”。元末明初，處于黃天蕩低洼地區(qū)的北夏墅，僅有幾戶漁民以捕撈為生。明洪武年間遷來的承氏、明永樂年間遷來的許氏等，應該是最早的一批居民。那時蕩內(nèi)深水處碧波蕩漾，淺水處蒲草連片，蘆葦叢生。“蘆花白迷迷，野鴨滿天飛”，正是當時情形的真實寫照。
治水長路，千年抗爭與堤壩興筑
黃天蕩的治水之路與芙蓉湖情形大抵相同。中唐時刺史李棲筠、北宋時兩浙部轉(zhuǎn)運副使毛漸等官吏，幾次疏通太湖、運河與長江之間水道，減輕了堰堤壓力，方便了泄洪與運輸。同時延伸圩堤，修置洞閘，逐漸擴展了可耕面積，但終究限于一隅之地，且每逢水澇，堤岸屢修屢毀，苦無長策。
明宣德六年至八年(1431—1433)，江南巡撫周忱總結(jié)前人治水經(jīng)驗，采用宋朝水利專家單鍔的主張，立足于江南全局，上堵下泄，綜合治理。他先從修筑東壩五堰入手，即高淳與溧陽交界處的林堰、分水堰、苦水堰、何家堰、余家堰，把安徽宣歙山區(qū)涌來之水，導入蕪湖流進長江，“使蘇常之水，十去七八”，又“開江陰黃田諸港，以泄下流”。在此基礎上，組織各地民眾攔洪水，圍良田，筑堤成圩更加可行。黃天蕩修堤規(guī)模雖不及芙蓉圩，但工程依然浩大，“內(nèi)包九圩，外圍十八灘”，堤岸“大圍三千四百三十丈，外大圍四千一百九十五丈”，“高八尺，面寬九尺，基腳二丈四尺”，且“高厚堅凝，至精至密”，同時洞閘齊備，蓄泄兩便。明邑人詠詩贊曰：“文襄撫吳十八載，吾鄉(xiāng)水利最心勞。兩閘輪開鐵掃帚，河工不費一絲毫。”
從此，黃天蕩由水鄉(xiāng)澤國變成了宜耕樂土，特別是未開墾的低洼蕩心，吸引了眾多“移民”。程氏、姚氏、李氏、閔氏等于明嘉靖年間，秦氏于明崇禎年間，姜氏于清順治年間，張氏、黃氏于清康熙年間紛紛遷來定居。其間，北夏墅、岐上、姚家頭、金家蕩、蕩家蕩等村落逐漸形成。
黃天蕩堤壩建成，并非一勞永逸，依然水災頻發(fā)。明嘉靖四十年(1561)大水，大堤遭洪水沖擊，岌岌可危;明萬歷五年、七年、八年，連續(xù)“淫雨霏霏，迭相為患，文襄之遺跡幾潰敗不可收拾矣”。當時武進縣治農(nóng)縣丞郭之藩，為國課民生計，申報上峰“支河工銀三百三十兩，借倉谷一千四百四十石”，以工代賑，大規(guī)模加固堤壩，完善洞閘車口。
堤岸在一定程度上能防外水入侵，但內(nèi)水難排。蕩田稱“一年三哭田”，只能種一熟水稻，不能種麥。常常是插秧時，田里往年積水尚存，割稻時水都未退掉。人們把竹竿架子支在田里，將割下的稻棵直接掛在架子上，稱之為“郎橋千”。洪澇災害一來，圩民就要架起龍骨車戽水，俗稱“車大水”，壩高水低，要通過幾重水車逐級提升，才能將積水排入外河，工效極其低下。
水患治理，從傳統(tǒng)到現(xiàn)代的嬗變
至清朝，盡管官府給予差徭優(yōu)免，但黃天蕩低洼易澇，圩民日子還是不好過，特別是內(nèi)圩蕩心，形如仰釜，十年九澇。清道光二十年(1840)，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。從五月二十七至六月初八，暴雨“晝夜傾盆，水勢驟長丈余”，夾河水口及大圍兩處堤壩于八日先后潰決20余丈，一時“田畝盡成巨海，浪沖房屋，圩民幾作蝦魚，沉溺者無從算數(shù)，實為從來未有之奇災”。又連日遇東南臺風來襲，恰如雪上加霜，“民房傾倒十之七八，四圍圩岸續(xù)皆崩塌”。
面對特大災情，地方士紳姚信(有候補布政司理問官銜)、秀才姚應階等呈文向縣衙稟報災情。八月，新到任的陽湖知縣張之杲，親自下鄉(xiāng)勘察，一方面將災情上報，動員外出圩民返鄉(xiāng)抗災救災;另一方面與黃天蕩父老籌劃修堤大計。武進、陽湖共籌得善款六萬五千余兩，用于芙蓉圩和黃天蕩的抗洪救災。
次年，張之杲動員組織鄉(xiāng)民開始修堤，姚信和李玉華出任修堤總董。全蕩民眾踴躍響應，“五畝以上者照田起夫，不給工價，五畝以下者半給工價”，參加施工的民夫共計5260人。在康熙十九年大修式樣基礎上，修筑大圍堤3433丈，堤腳加寬至2丈8尺，高7尺5寸，面寬8尺，又緊挨大堤增筑子岸。還規(guī)定新堤禁種農(nóng)作物，遍植蘆葦以加固堤岸。堤岸險要處打木樁加固，同時從梅溝閘到壩頭橋，修筑石駁岸60丈，加固黃天蕩總門。同治十二年至十三年(1874—1875)，由大寧鄉(xiāng)鄉(xiāng)董牟吉夫，豐東鄉(xiāng)鄉(xiāng)董姚孟廉組織圩民對堤岸“修其傾圯，補其隙漏，增堅加固”，重修黃天蕩水口總門石駁岸。清光緒三十二年(1906)、光緒三十四年(1908)發(fā)大水，部分堤段增補重修;1933年，亦組織圩民疏浚河道，加固圩堤工程。
新中國成立以來，一改圩民對數(shù)百年水患的無奈，各級政府全力興修水利。1956—1961年，在姚家頭西北季家壩修建防套閘和電力灌排站，設18寸混流泵2臺、14寸混流泵1臺，水澇排泄初見成效。1964年，建黃泥灘電站。1975年冬，鄭陸公社組織數(shù)千勞動力，結(jié)合農(nóng)田基本建設，把彎曲狹小的老河填平成地，截彎取直，新蘆蒲港東移1000米，直通北塘河，全長3.2千米，挖取土方18.7萬立方米。
1976—1979年，先后建成姚南、姚中等小型電站。至80年代，共建有大小電站20余座，覆蓋各村民小組、縱橫交錯的灌溉主干渠達7.6千米，較好地解決了原黃天蕩大隊的2000多畝農(nóng)田的灌溉問題。20世紀80年代以來，灌排站又升級兩臺動力155千瓦、口徑25寸、流量45立方米/秒的污水泵。從前要花幾十天還排不干凈的大水，現(xiàn)在開足馬力只需大半天，就能把大水降到正常水位，“車大水”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。21世紀以來，圩岸被改建為柏油路，路寬從24米拓寬到40米，成為橫貫南北的232省道的一部分。
如今，黃天蕩地區(qū)已成為富饒的魚米之鄉(xiāng)，更是憑借國家地理標志商標“黃天蕩清水蟹”成為全國鄉(xiāng)村特色產(chǎn)業(yè)產(chǎn)值超億元的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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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康熙四十六年、清乾隆三十二年，考慮到黃天蕩圩民每年有加固堤壩的任務，官府發(fā)文批準，黃天蕩圩民可以依照沿江沿塘芙蓉圩之例，優(yōu)免差徭，每年農(nóng)閑時光專務修堤，并前后兩次恩賜勒石，以垂永久。
“未經(jīng)許可 嚴禁轉(zhuǎn)載”
黃天蕩治水史話： 從汪洋澤國到宜耕樂土
責編： 孫婷婷
